犀牛配资打牢社会治理的优秀传统文化根基

作者：盖逸馨（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犀牛配资，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协同发力，打牢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深入发掘并创造性转化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可以为提升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有益启发。概括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的治理智慧，体现为修身立世的和合遵循、崇礼互让的秩序维系、德法并施的治国方略，三者贯通交融，为探索符合国情的善治之道提供了源头活水与历史镜鉴。

个体秉承以和为贵，恪守立身准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实生物”的和合思维、“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和气生财”的经商智慧等犀牛配资，体现着个体独立人格与社会整体和谐之间的辩证统一，不仅指导家庭内部、邻里关系，也深刻影响地方治理方式，蕴藏着社会治理的柔性智慧。对于个体内在涵养而言，以和为贵体现为“君子和而不同”的处世哲学，代表一种不偏不倚又包容大度的为人之道。个体将“和”的理念内化于心，涵养包容谦逊的道德情操；外化于行，确立尊重差异、理性沟通的行为准则。历史上，以和为贵理念通过乡规民约、宗族调解等形式落地生根。例如，明代乡约中的“四劝四惩”，劝善惩恶，重在预防冲突，引导社会和谐。这种基层规范体系，通过文化认同和群体压力实现社会秩序的柔性稳定，对于今天的基层社会治理仍具有启示意义。

社会崇尚礼让互敬，遵循交往规范。在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社会，“礼”不仅是个人修养的体现，更是社会交往与冲突解决的重要规范。《论语》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即通过“礼”的仪式化、制度化，将伦理要求延伸至公共领域，构建起“家国同构”下的普遍行为准则，促进个体在既定行为规范与角色期待下调整自身言行，以“克己复礼”的主动选择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体现为在利益冲突中能够以礼相待、主动退让。宋代乡约制度是以礼自治的典型体现。《吕氏乡约》提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倡导乡民以礼相待、宽容忍让，遇事优先调解，自觉维护邻里和睦。六尺巷故事的核心在于邻里之间在利益冲突中能够以礼相待、以让为贤，这种宽容宽厚精神不是软弱妥协，而是基于礼法认知之上的自我管理、自我协调，是基层治理中促进社会和谐的智慧体现。

治国施行德法兼济，传承安邦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德法共治的治理哲学，其核心要义在于，道德教化滋养社会共同价值，涵育向善风尚；法律制度则明确行为边界犀牛配资，树立刚性权威。二者相辅相成，共同筑牢国家治理基石。纵观历史演进，从汉代确立“引礼入法、礼法结合”的立法原则，到《唐律疏议》明确“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治理宗旨，这种治理模式通过道德教化提升社会自律水平，通过法律规制和矫正失范行为，有效维系社会秩序与国家稳定。深入挖掘并创新发展德法共治理念，能够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注入文化底蕴，彰显“中国之治”的独特优势与强大生命力。

社会治理现代化既体现为治理手段的革新、治理结构的优化，也体现为治理理念的升华。社会治理，难在末梢。面对基层社会治理新局面，需要以深厚的文化认同作为“黏合剂”，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作用，在潜移默化中规范社会行为，提升社会成员对治理规则的内生认同，建立刚柔相济的社会治理新生态。

以文化人，筑牢社会治理的价值根基。《周易》言“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阐明了文化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引领发展的深沉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治理智慧可以形塑公众共同心理认知。社会治理的本质是人的治理，面对日益多元的利益诉求，实现基层善治，关键在于深耕传统文化沃土，发挥聚合作用，激活传统治理智慧。为此，应以“修齐治平”“以德化人”“知行合一”等道德观念启示社会成员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推动治理要求从外在约束升华为内在认同与自觉行动，使优秀传统文化真正转化为行为习惯与价值共识。可以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平台，弘扬仁爱、诚信、和谐等理念，春风化雨般滋润心灵、淳厚民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通过持续的文化浸润，为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奠定深层文化心理基础，使“和”的理念从历史记忆升华为普遍认同的现代伦理。

以德润心，提升社会治理的道德支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社会治理中，提升群众道德素养是增强治理效能、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路径。一方面，加强中华传统美德的价值感召。中华传统美德凝结着“仁爱孝悌”“克己奉公”“诚信友善”等价值理念。应通过生活化叙事，以故事为媒介、情感为桥梁开展社区宣讲，将抽象的传统美德具象化为群众可感知、可践行的生活场景。广泛开展道德模范、最美家庭、好人好事评选活动，让榜样可亲可学，让美德可感可及。另一方面，推动道德规范与治理制度深度融合。“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结合地域文化特色，制定符合时代精神的新乡规民约、村规家训，形成易于接受的道德体系。在公共决策、处理民事案件等基层公共事务中坚持情理法交融，既维护法律权威，又借助道德舆论疏导矛盾根源，形成德治滋养法治、法治保障德治的良性循环。

刚柔并济，夯实社会治理的制度保障。“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新征程上，应构建道德与法律协同发力、相得益彰的社会治理体系。顶层设计层面，强化制度供给。全面落实《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与《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将“和谐”“诚信”等价值观要求转化为法律规范，并在立法中充分彰显公序良俗原则。制度实践层面，构建双向互动的激励约束机制。一方面，将孝亲敬老、志愿服务等善行纳入社会信用记录并配套政策激励，形成崇尚美德、恪守公德的社会导向。另一方面，对失范行为依法适用治安管理处罚，同时建立适配的舆论监督、行业限制等社会性约束机制，凝聚“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治理合力。治理效能层面，深入践行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善于运用道德力量疏导情绪、调节沟通，注重发挥德治在矛盾化解前端的基础性作用，同时畅通司法程序，实现柔性调解与刚性司法的有效衔接，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独特优势和强大效能。

《光明日报》（2025年06月27日 11版）犀牛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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